圖:AI生成
行政院打擊詐欺指揮中心4日宣布對小紅書APP實施為期一年的網路封鎖,理由是資安檢測15項指標全數不合格、近兩年涉詐案件1706件(財損達2.4億餘元)、且發函要求改善後已讀不回。然而此舉引發民意兩極化反應,網友質疑聲浪尤其激烈。
政府執法邏輯確實值得檢視。根據165反詐騙平台數據,Meta旗下平台(Facebook、Instagram、Threads)詐騙占比超過90%,其中Facebook單一平台就接近50%,小紅書涉詐比例不到1%。若純以「打詐」為優先考量,為何不先對詐騙大宗開刀?這種執法順序引發「選擇性辦案」質疑並非空穴來風。
不過沈伯洋的回應也點出關鍵:打詐專法的執法有既定步驟,小紅書問題在於「不配合法規、不回應政府要求」,而TikTok等其他平台均已遵守。這確實是法治國家的基本要求——Facebook、Google、LINE等國際平台都已在台設立法律代表人、接受管轄,小紅書母公司為何例外?
但爭議更深層的是政策動機的複雜性。陸委會過去多次示警小紅書可能是統戰工具,主委邱垂正更直言「從法制面規管已到關鍵時刻」。當內政部強調「打詐」、陸委會卻暗示「統戰疑慮」時,民眾自然懷疑真正目的為何。
網友擔憂「數位戒嚴」並非全然無理。若政府後續對抖音、B站、微博等中國平台採取同樣手段,卻對詐騙比例更高的西方平台網開一面,執法公平性將受嚴重質疑。打詐與資安固然重要,但執法標準必須一致透明,否則很難說服民眾這不是在選擇性管制資訊流通。
政府應清楚說明:若Facebook願意配合改善,為何涉詐比例仍高居不下?執法的優先順序究竟是「詐騙數量」還是「配合程度」?唯有標準明確、執法一致,才能化解民意疑慮,否則打詐美意恐淪為政治操作的口實。
(資料來源:威傳媒新聞-Win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