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不會告訴你的價格管制真相

過去幾年來，美國陷入了一場關於政策制定者如何最有效降低價格的激烈辯論。住房已達到危機級別的不可負擔性，而日常必需品對太多家庭來說似乎遙不可及。選民現在希望得到緩解，而政治人物正以越來越干預主義的策略回應。

史丹佛大學經濟學家尼爾·馬霍尼和巴拉特·拉馬穆爾蒂最近在《紐約時報》的客座文章中指出，民主黨在十一月選舉中表現良好，同時推行價格管制，這在過去被認為是經濟界不可言說的事情。他們指出民主社會主義者佐蘭·馬姆達尼當選紐約市長，他的競選綱領承諾「凍結租金」。同時，新澤西州的新州長米基·謝里爾成功地以凍結電費為競選主張。作者認為，臨時性、有針對性的價格上限，配合供給側措施，可以在可負擔性危機中提供短期緩解。

他們的論點捕捉到了選民當前的情緒。選民對似乎無法快速降低成本的政策共識感到沮喪。同時，政策制定者被認為的無能可能源於公共辯論中對經濟學能夠和不能夠實際告訴我們關於價格管制的更深層次的混淆。

為什麼網路辯論感覺如此破碎

瀏覽今天的社交媒體，你會發現幾乎是對經濟學101供需模型的神學式崇拜。這個模型的迷因版本說價格上限會導致短缺，從重要意義上說，這是真的。如果你將商品價格限制在市場出清水平以下，你會得到過剩需求。租金管制常常導致房東轉換或撤回房屋單位，就像1970年代的汽油價格上限導致長隊和配給制一樣。

但在某個時刻，這種邏輯被誇大成一個更廣泛且不正確的主張，即任何短缺必然是低效的，並且必須降低社會福利。

這不是，也從來不是經濟學的鐵律。

為什麼短缺不自動等同於「糟糕的經濟學」

考慮一種奢侈品，如遊艇。假設政府實施價格上限，使遊艇比市場價格更便宜，並出現短缺。在一個簡單化的模型中，這被標記為「低效」，因為人們願意以這個價格購買更多遊艇，而賣家不願意提供。

但故事並未就此結束。

如果原本會購買遊艇的富裕家庭轉而購買跑車，你確實可能會有低效率。資源從一個奢侈品部門轉移到另一個，幾乎沒有收益。

然而，這不是唯一的可能性。假設受限制的消費者反而儲蓄或投資他們本來會花費的錢。他們可能在隊伍中等待最終獲得遊艇，同時他們的資金流入資本市場。工人可能在遊艇製造業失去一些工作，但其他工人在受益於額外投資的部門獲得工作。隨著時間推移，經濟可能經歷更快的資本積累。

這種情況不能保證，但經濟學家經常假設的情況也不能保證——即短缺必然使社會處於更糟糕的狀態。

現在考慮一個更極端的產品禁令案例。這實際上是設定在無限大的價格底限，因為商品在任何價格下都不可用，造成如此大的短缺以至於市場消失。如果一個產品確實有害，如含石棉的絕緣材料或某些有毒化學物質，那麼「短缺」不是扭曲，而是有意的公共健康改善。市場被消除是因為社會有了更好的替代品。

所以短缺的存在本身告訴我們的很少。重要的是反事實。在被阻止的市場交易缺席的情況下，人們會如何使用他們的資源？

一些（雖然不是全部）經濟學家知道這一點。但他們很少強調它，公共辯論因此受損。

這對住房辯論的影響

話雖如此，住房不是遊艇。它不是奢侈品。它是必需品，而我們已經擁有的太少了。

這就是為什麼最近對租金凍結的熱情確實是被誤導的。價格上限只有在我們願意容忍被控制的東西減少時才最有意義。對於住房，供應不足已經是根本問題的一部分，所以價格上限的理由崩潰了。

凍結租金可能為一些家庭提供即時緩解，但它也阻礙了建設和維護。《紐約時報》社論的作者認為，將租金上限與政府主導的供應擴張努力配對可能會抵消價格管制的一些負面副作用，但歷史表明，上限可能會持續存在，而供應改革則落後或完全停滯。臨時控制有一種創造永久選民群體的方式。當產品是有害的，如含石棉的絕緣材料或含鉛油漆，那種永久性可能是一個特點，而不是缺陷。但當產品是住房時，使控制永久化會加深稀缺性。

如果真正的目標是降低住房成本，唯一可持續的途徑是建造更多住房。這將必須通過分區管制的放鬆、更快的許可程序、減少建設障礙，以及可能有針對性的稅收改革來實現。

與關稅的相似之處

這種供給側的教訓並不僅限於住房。考慮川普總統最近實施的關稅。關稅在短期內提高了國內價格並減少了產出。然而，其支持者認為，這種短期痛苦將通過隨著時間推移促進美國投資和製造業而得到回報。與價格管制一樣，最終的經濟影響是模糊的。在這兩種情況下，產出的短期下降將使實現政策制定者聲稱尋求的長期供應提升變得更加困難。

此外，川普的關稅還存在與不確定性相關的額外問題。企業可以理解地對這些關稅是否會持續足夠長的時間以證明重大新投資的合理性持懷疑態度。一個經過深思熟慮、基於共識的產業政策，清晰表達並具有可信的持久性，將會更加有效。

因此，更好的方法是直接投資，而不是通過操縱相對價格來刺激經濟的間接、迂迴努力。如果目標是增加生產能力，最直接的方法是直接支持投資。

經濟學家沒有講述全部故事

經濟學家經常將他們的模型呈現為現實的完整描述。但供需只是一個部分模型。它在其領域內是強大且正確的。然而，它忽略了重要的動態效應，特別是某些投資反應。

價格管制可能有害，但它們不一定在淨效果上有害。而它們創造的短缺和過剩有時可能在政策中發揮建設性作用。

因此，正確的回應不是將價格管制從政策工具箱中驅逐出去，也不是毫無保留地接受它們。而是要理解它們做什麼和不做什麼。

在我們今天面臨的可負擔性危機中，使必需品變得可負擔的唯一持久方式是生產更多的必需品。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情況下少即是多。